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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政府上臺伊始就提出了下放行政權力的目標，而且提出要用壯士斷腕的決心來簡化行政權力，目的當然是通過下放權力來激發(fā)市場活力。中央關于地方政府推進機構改革、簡政放權、職能轉變和行政審批改革的系列文件發(fā)布后，各地市縣積極跟進，召開專題會議和制發(fā)文件部署相關改革實施方案，整體上說地方政府簡政放權、行政審批改革和全面推進行政管理勢頭良好，力度強勁，成效顯著。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面臨著許多來自體制法制、部門權責利、文化行為習慣、行政管理能力等因素的困擾，行政審批多、程序繁、效率低以及重審批、輕管理的現象依然大量存在，行政審批領域仍然是部門和官員為政不為、尋租牟利的易發(fā)領域。
放權不是一時之計，更不是為了作秀。放權關系到市場活力的激發(fā)，關系到政府管理方式和能力的轉型，也關系到改革開放事業(yè)的成敗和國家的長治久安現在信息發(fā)。大家都非常關心上邊的政策，中央每次精簡下放，特別是取消行政審批項目，很多人都能從電視、網絡上第一時間看到、聽到，但是“興奮點”卻很少，感覺下放的項目跟自己無關，取消的審批又離自己太遠，辦起事來，還是沒感到有多少輕松，該跑的路并不少跑。
筆者認為，造成這種現象，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一是簡政放權與群眾的需求缺乏有效對接。有些當事人反映，取消的項目有許多都是各部門、行業(yè)自報的“雞肋項目”、“過時項目”或“報廢項目”，究竟哪些項目需要取消，不需要取消，基本都是項目審批部門說了算，而當事人和希望取消的項目，審批部門不同意或不向國家上報，是取消不了的，所謂國家簡政，實際還是部門說了算，部門不愿取消的項目，部門就會把保留的理由和重要性說得很充分，讓國家下不了取消的決心。實際上，歷經多次簡政，不僅那些真正給當事人帶來較大負擔、沒有保留意義的一些行政審批，特別是涉及部門利益，有收費內容、意見大的項目難以進入國家取消視野，就是一些非許可類行政項目也同許可類項目一樣堅挺，依然長期得到保留，一些部門職能交叉、負擔當事人較大的重復管理收費項目，雖然社會意見大，長期呼吁取締，但目前依然沒有取消的意向。
二是減而不放，執(zhí)行腸梗阻。有些行政許可審批和收費項目，雖然國家已經明令取消，但有的部門為了部門或集團利益經常以各種理由予以保留，有的是強制保留，不論當事人意見多大，都拒不執(zhí)行國家政策，有的對國家取消的項目對當事人進行隱瞞，也有的以各種借口，爭取上級批準限期保留，所以，許多國家已經取消的行政審批，當事人或不知道被蒙在鼓里，或知道了也無可奈何，胳膊擰不過大腿，始終沒法真正體驗“減負”的實惠。
三是放而不簡（減）。一部分審批權由中央下放到地方，除了辦事少跑距離以外，審批的難度并不比跑上邊小。有些該一次性辦結的事情，多次跑路也不一定辦結，該在網上申請辦理的也無法實行網絡審批，部門可以通過系統(tǒng)查詢提供的信息，還需要辦事人自己準備，門難進、臉難看、難辦事、手續(xù)繁雜等問題依然得不到徹底解決，許可前場后店的問題依然突出，審批還停留在“權力”階段。由于部門利益權力的驅動，多年多部門多頭管理的現象依然存在，不僅造成較大的行政資源浪費，而且無形有形之間，給群眾帶來了不必要的麻煩和負擔。
四是上下簡政放權不聯動，地方管理部門放權缺乏制度剛性約束，一些該取消的審批不取消，不該收的費用變相收取，甚至動輒以條例、辦法的形式采取地方法權程序隨意設定審批項目。一些地方雖出臺文件但未動真格，重復公布國務院已經取消的行政審批項目和改革政策，貌似改革力度不小;一些地方部門為了小團體利益采取變通方式保留那些對本部門有利的審批事項，看似取消了某些審批事項，但需要審批的環(huán)節(jié)卻合并到別的部門審批事項中，或者以“打捆”的形式合并存在本部門其他審批事項中;一些部門雖然下放了某些審批權，但只是下放了初審權或者某些環(huán)節(jié)，還保留著終審權或者發(fā)證環(huán)節(jié);一些審批事項雖說交給了社會組織，但因沒有建立起新的監(jiān)管格局，社會組織成了“二政府”，企業(yè)和老百姓辦一些事情依然費盡周。
目前簡政放權改革進入了深水區(qū)和攻堅期，簡政放權改革中的諸多新問題已經凸顯。政府要放權，放到哪里去，筆者看來，首先要解決好向誰放權的問題。有的權要橫向放到其他部門去，對過分集權的部門要分權，比如要對發(fā)改委這樣的部門分權，這個部門對市場的干預太大，什么都管，其實什么也沒管好，本來這個部門與其他部門是平級的，實質上發(fā)改委能管其他政府部門，造成了很多的問題；有的權要縱向放到下級政府去，中央的權要放到省里去，還有的要放到市或縣里去，放什么不放什么，不能由上級政府一家說了算，否則就成了上級丟包袱；有的權要放到社會上去，放到行業(yè)組織中去或是干脆取消。放權決不是簡單地往下級放，還應包括橫向放和向社會放，如果將放權對象局限于下級政府，很可能是上級政府放了權，下級政府沒有放，企業(yè)只是換了個婆婆，意義就不會很大。
其次要解決好放后監(jiān)督的問題。政府不愿放權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擔心下放的權沒有監(jiān)督，以往的做法是讓原有的權力主體在手里留一個小尾巴，讓自己成為下放后權力的監(jiān)督者。這種方法表面上行得通的，但最大的問題是這種下放的權力很容易被收走，或是干脆明放暗不放，導致了長期的一時放一時收，根本沒有解決實際問題。此次放權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將勢必走前面的老路。這個就需要建立一套全新的監(jiān)督理念，即一定要尋找全新的監(jiān)督主體，這也是制度設計和制度進步的基礎，決不能讓原有的權力主體來進行監(jiān)督。要建立外部監(jiān)督機制，特別是建立社會監(jiān)督機制，在政府部門內部下放的權力，要建立社會監(jiān)督機制，特別是權力相對人的監(jiān)督機制，要允許權力相對人和社會輿論進行監(jiān)督，同時也要發(fā)揮人大和政協(xié)的監(jiān)督力量，還要發(fā)揮法律的監(jiān)督力量。下放到社會的權力，更要讓社會來監(jiān)督，可以是行業(yè)間進行相互監(jiān)督，也可以是社會輿論進行監(jiān)督，當然也包括法律的監(jiān)督，就是不能讓權力的原有者進行監(jiān)督。
再次要解決好肯不肯放的問題。有權的誰也不愿意放權，這不值得奇怪。總理說要以壯士斷腕的決心來進行權力下放，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見過幾個自斷手腕的人？所以如果以為只要說了這一句話，就真有很多部門將自己的權力放出去，那就不免太天真了，事實上沒有一個部門會真放權的。以前就是開會動員，講道理擺事實，或者是強下命令，實踐已經證明這不是好辦法，絕大數情況下都是失敗的。這需要用問責來倒逼放權。政治科學中有一條重要原則，就是權力和責任要對等，有多大的權就要承擔多大的責。很多政府部門者喜歡有更大的權，根本原因在于他們承擔了更小的責任，這種體制下當然是人人都想要權。如果根據其權力來追究他們的責任，估計很多部門就會仔細考慮了。發(fā)改委不是喜歡審批具體項目嗎，如果一個經其審批的項目失敗了，那就必須要有相應人的來承擔責任；政府不是喜歡前置審批資質嗎，那如果出現一個企業(yè)造假行為，那也要追究審批者的責任。據了解，現在安監(jiān)部門都在忙著放權，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現在國家對安全責任追究得很嚴格了。我們相信，只要責任追究到位，政府放權的阻力就可以大大減輕，反之有權力者如果只有好處，那誰也不會放權，即使放了，哪一天也會想法再拿回來。
當前，簡政放權的改革大幕還只是剛剛拉開，隨著改革向縱深發(fā)展，諸多涉及利益格局、權力分配的問題，以及長期形成的管理理念、習慣、思維方式等，都將更多更直接地暴露出來。有一點可以形成共識，簡政放權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如果不從整體制度上進行設計，是不可能取得什么實效的，政府不放權，政府職能就不能正確定位，政商關系就不可能健康，權力腐敗問題就不可能得到解決，企業(yè)和市場就不可能有活力……可以預見，隨著簡政放權向縱深推進，改革的難度和阻力會更。必須抓住這個機遇，必須有破有立，乘勢而為，攻堅克難，深入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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